中新網(wǎng)紹興5月2日電(林波 孫琳茹)時值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，一部歷時十年、共40卷、2000余萬字的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·全譯本》(以下簡稱《全譯本》)于近日整體首發(fā)。這部中文《全譯本》背后有怎樣的故事？

　　近日，中新社采訪了《全譯本》翻譯團隊成員，還原翻譯背后的庭審細節(jié)。

　　“《全譯本》項目不是幾個人的單打獨斗，而是一個跨省域、跨學科的大團隊分工協(xié)作，并形成合力?！睋?jù)翻譯團隊負責人、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原校長葉興國統(tǒng)計，十年來共有百余人參與了《全譯本》項目，包括顧問、主編、編委會成員、譯者、校訂者、編輯等。

　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又稱為東京審判，是二戰(zhàn)結束后對日本戰(zhàn)犯的國際審判，歷時兩年半，開庭800多次，形成近5萬頁英文記錄。2013年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影印版。2017年第一輯10卷問世后，一個棘手問題逐漸浮現(xiàn)——第一輯的譯者來自全球各地，無法定期面對面溝通，翻譯質量和效率保障帶來極大挑戰(zhàn)。

　　如何破局？

　　2019年，出版社找到時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(以下簡稱“越秀”)副校長的葉興國。葉興國提出：由越秀組建一支校內翻譯團隊。

　　出版社要求先做試譯，結果越秀團隊的譯文得到了認可。于是，后續(xù)的翻譯任務便交由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與越秀協(xié)同完成。

　　翻譯庭審記錄，挑戰(zhàn)重重——法律術語、軍事知識、歷史背景交織在一起。葉興國帶領成員制定了五條原則。

　　首先是規(guī)則先行。團隊建立了術語庫，統(tǒng)一人名、地名、事件名、機構名的譯法。到第三輯結束時，術語庫詞條已超過1萬條。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教師、翻譯團隊負責人楊愛軍舉例：“同一個日軍將領的軍銜在不同時期有變化，必須仔細區(qū)分。陸軍省、參謀本部這些機構名稱，40卷里要保持一致。”

　　第二，團隊協(xié)作。與第一輯全球散兵的模式不同，越秀團隊每月召開一次線下研討會，譯者面對面交流疑難問題。

　　第三，技術賦能。團隊將第二輯內容建成1500余萬字的中英對比語料庫，為第三輯翻譯提供強有力支撐。

　　第四，多語種對比。這是最關鍵的一步。法庭工作語言雖規(guī)定為英語和日語，但實際還涉及漢語、法語、俄語、德語和蒙古語。

　　葉興國介紹，翻譯團隊發(fā)現(xiàn)，僅1948年2月19日一天的庭審記錄，英文版就有10處記錄瑕疵?！叭绻粚φ杖瘴陌妫宦?lián)系上下文，很難發(fā)現(xiàn)。”

　　一個典型案例是偽滿政府機構名稱：英文版“the Office of Internal Affairs”，日文版譯作“宮務局”。但團隊查證歷史檔案后發(fā)現(xiàn)，1932年溥儀頭銜是“執(zhí)政”，1934年稱帝后才設“宮內府”，最終將其譯為“內務處”，與日文版不同。

　　第五，跨學科協(xié)同。翻譯團隊是英語研究者，校訂團隊則來自史學和法學。過去五年多，雙方在上海和紹興召開了多次專題研討會。葉興國特別提到判決書校訂者梅小侃——東京審判中國法官梅汝璈的女兒、新中國第一位國際法博士?！八龖B(tài)度非常嚴謹，我們合作得很愉快?！?/p>

　　在具體翻譯過程中，葉興國反復強調：不僅要“忠實于原文”，還要“忠實于歷史事實”。當原文存在錯誤時，團隊不擅自改動，而是加“譯者注”說明。

　　他以日本甲級戰(zhàn)犯木戶幸一的日記為例。英文記錄稱1942年3月19日宮內大臣到木戶辦公室談及香港暴行。但團隊查證日文原版日記后發(fā)現(xiàn)，3月19日的日記中根本沒有這段記載——實際出現(xiàn)在3月13日。于是團隊加注說明——“原文如此，經查證實際日期有誤”。類似這樣的“譯者注”有數(shù)百處，甚至上千處，部隊番號寫錯、日期記錯、人名拼錯等，團隊一一標注。

　　比起技術難題，更大的挑戰(zhàn)來自心理層面。

　　2021年春節(jié)前夕，葉興國正在翻譯涉及東南亞多國屠殺的內容?！靶那榉浅２皇娣?，血腥行為太多了?！?/p>

　　楊愛軍也深有同感——審校第33卷時，他每天面對證人證詞中的血淚控訴?！澳切┎皇菙?shù)字，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”。但也正因為這份“難受”，他們才更要翻譯準確。

　　在翻譯團隊看來，《全譯本》的出版具有三重意義。

　　首先是維護東京審判的歷史價值。自1946年審判以來，日本右翼勢力一直在試圖否認其正義性，尤其是當前日本右翼勢力急劇膨脹，中國作為受害最深的國家，理應擔當起維護審判歷史意義的使命。

　　再者是突破語言瓶頸，擴大讀者群體。英文版和日文版存在語言門檻，能直接閱讀的學者有限。中文版問世后，《全譯本》將成為抗戰(zhàn)史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極好教材。

　　最后是提供研究“富礦”。團隊在每卷卷首增加了一頁說明，概括該卷包含哪些開庭日、審訊內容；每卷卷尾附上人名、地名、事件名、機構名的中英文對照索引。葉興國說：“史學學者、法學學者、翻譯學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，都能從中挖掘素材?！?/p>

　　上海交通大學戰(zhàn)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員趙玉蕙認為，《全譯本》的最大價值在于：讓東京審判這份“最原始、最核心”的史料有了中文版本，中國學者從此不必再完全依賴英文或日文去研究這段歷史。

　　她指出，東京審判同紐倫堡審判一起，首次對發(fā)動侵略戰(zhàn)爭的個人追究刑事責任，這是戰(zhàn)后國際法的創(chuàng)舉。而《全譯本》的問世，為中國的東京審判研究“打實了地基”——只有地基扎實，才能在國際上展開真正平等的高水平對話。(完)